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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领些赏赐回来。这里面虽然也有贸易活动，但只是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，那些穷得掉渣的小国经常拿一些土特产来朝贡，换回一些真金白银的赏赐，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。对中原王朝来说，为了面子，实际在千赔本的买卖。正因为这个，郑和所经之地都是商业发达、文明开化之地，如果去那些蛮荒之地，碰到一群光屁股的土著，大明皇帝的圣旨该宣给谁听？所以，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的确伟大，不仅向沿途传播了中华文明，在中国的航海史上也是前无古人，但他的行为和大航海时代不沾边，并没有引领一个时代。(摘编自李不白《透过地理看历史》)材料三中国古代优良的船舶技术、先进的航海水平和一流的出口商品，造就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历史挥煌。其中，造船和航海是使海上贸易之路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，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拓展又为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注入了动力。上世纪70年代，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六支木桨和一具黑陶独木舟模型，证明7000年前的先民已掌握了原始的造船技术。汉代时，船帆已得到广泛使用，桨、橹、碇（相当于锚）等属具也已有完备的配置。三国时期的船不仅体型大，且已开始使用多桅多帆。至宋元时期，船舶技术已高度完善，不单有了升降舵和多副舵的运用，还以游碇稳定船身。明永乐三年(1405年)，历时28年的“郑和下西洋”揭开了序幕。宝船是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，“长四十四丈四尺（约151.8米），阔一十八丈（约61.6米）”，船体长宽比控制在2.46左右，以避免因船身过长而在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发生断裂：船舵采用升降式，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舵叶入水深度。不仅如此，船舵既是宋代流传下来的平衡舵，又是明代新发明的开孔舵，这样既能够保持舵效，又使得操舵更加轻便。船的两舷和艉部设有长橹，使之便于在狭窄水域航行。同时，船队还普遍使用了带爪木杆石锭与带横棒多爪铁锚等，更制作了特大型铁锚，这在世界造船历史上都是领先的。可以说，很长时间内，中国的造船技术都保持在世界顶峰水平，直至清代实行海禁政策，对外海上贸易受到极大压制时，才逐步落后于西方。郑和船队“纳贡累累”，要带着贡品平安地穿过岛礁众多的海域，就必须提高航行技术的精确度。精确度的提升反映在了航海文献中。如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后编绘的《郑和航海图》记载：“茶山在东北边过，用巽已针，四更，船见大小七山，打水六七托。在华盖星五指内去，到北辰星四指，坐斗上山势，坐癸丑针，六十五更，船收葛儿得风，哈甫儿雨。”其中，“针”代表指向，“巽已”“癸丑”是罗盘上通过八卦、天干和地支标示的不同方位。“更”是计程单位，代表2.4小时的航程，比传统的“昼夜”单位在精准度上提升了一个数量级。“托”是测深单位，明代的技术可以测出水的深度，进而确定能否下碇停泊及辨别船舶所处的海域。“指”是“过洋牵星”时所使用的单位。所谓“过洋牵星”，就是通过手指度量星星高度，以此计算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，进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。在这几项技术中，罗盘在宋代已广泛使用：计更法来自印度洋地区：测水深的铅锤来自地中海地区：而过洋牵星术则来自阿拉伯地区，是通过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直接引入中国的。下西洋活动不但促进了上述技术及其计量单位的传播与普及，还以此勘定了通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各条航路数据。这些航路信息代表着船员们共同的技术成果，并因其属于国家组织行为，具有实地勘测的权威意义，更能促成相关技术与数据的广泛流传，因此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定量航海技术的准确度和安全性，也形成了此后几个世纪里中国实用航海指南和航行技术的基本形态。这一过程体现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航海科技的重要影响，也显示了古代航海活动中世界各地技术与文化广泛交流的情形。